“上梁不正下梁歪”可谓不刊之论。威凌光绪帝之上的慈禧就是一个妇孺皆知的腐败者。慈禧的70寿庆来临时，她阳示停止庆祝活动，拒收寿礼，暗中则照收不误。京师内外“相率以进，两宫深为嘉纳。始而督抚中不过袁、岑、端三帅，旋即有周玉帅、陆春帅、如吕大臣，莫不争先恐后”。受礼期间，内监照例向进献者索费，“为上所闻，严饬禁止，并传谕各贡均由内务府大臣呈进”，一片乌烟瘴气。吏部尚书世续挖空心思，“于正贡之外加贡……据说，写了一万两零星银票，约数百张，用黄封封呈。奏云：此乃奴才代爷预备零赏之需”，因而“颇得慈欢”〔12〕。清廷一边高喊整饬吏治，一边贿赂公行，依然故我。如果说有何新的变化，那就是以麻将*之风盛行于此时，遍及全国。庆亲王奕ｋｕāｎｇ＠②的贪鄙循私是朝野咸知的公开之秘密，他虽屡经参劾，却因慈禧庇护，俨然一不倒翁。工于心计的袁世凯拼命弄钱，一半用之于宫中打点，一半留以自家享乐，并不亏待自己。熟稔官场内幕的胡思敬深知袁世凯一伙奢侈无度，他说：“大抵国愈穷则愈奢，愈奢则官常愈败。传闻袁世凯侍姬甚众，每幸一姬，辄赏赐金珠多品。吃余烟卷抛弃在地，仆人拾之，转鬻洋行改造，获利不下数千。端方移任时，所蓄玩好书画碑帖数十车，运之不尽。前云南矿务大臣唐炯、今外务部侍郎唐绍仪，肴馔之丰，每膳必杀双鸡双鹜，具鲜肉多筋，金华腿一具，取其汁以供烹调，骨肉尽弃去，亦暴殄甚矣。”〔13〕

统治者的无度挥霍，无一不是以权势得之，“赃物累累”，份份榨诸百姓。诚如梁启超1910年上载涛书中所指出的：“夫使其弊徒在新政之不能举办，犹可言也，而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ｊｕāｎ＠③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中外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荼毒者，至于不可纪极。”〔14〕更令人费解的是，即使某些所谓“忠孝节烈之名”，亦“以权势得之”〔15〕，其腐败之厉，可想而知。

第四，清朝统治者能否驾驭和消化“新政”的有关成果，并且有计划地纳入不断推进的改革轨道中，成为深化改革的一种动力，而不至于成为统治者的对立物，也许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着，否则，其结果必然是“走错房间”和种瓜得豆。

先拿新军来说，既然新军属于颇具早期现代化素质的新式国家机器，它能否始终如一地同一个腐朽皇朝保持一致而不发生脱节现象，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况且，各省新军从筹饷募兵，到训练成军，多由地方督抚直接负责，较之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似乎有更普遍的地方独立性，中央政府所能直接控制的财权与军权已十分有限，各省新军在皇朝*危机到来的关键时候能否始终如一地听从中央调遣，在较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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