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

〔2〕陈夔龙《梦蕉亭杂记》。

〔3〕《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0页。

〔4〕赖德烈：《中国人：他们的历史和文化》，转引自《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8页。

〔5〕陈天华《猛回头》，《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5页。

〔6〕〔7〕《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3、3012页。

〔8〕《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9，第9658页。

〔9〕《论中国学务》，《外交报》第273期。

〔10〕《请看四五名学生之学堂》，《盛京时报》1906年12月23日。

〔11〕〔13〕〔14〕胡思敬《国闻备乘》。

〔12〕陶湘致盛宣怀函，1904年11月至12月，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9页。

〔15〕梁启超《上涛贝勒书》，《近代十大家尺牍》，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5页。

〔16〕王亚南《中国官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页。

〔17〕还在1900年1月，当慈禧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溥＠⑤为“大阿哥”，为废除光绪帝做准备的消息传到江南时，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人就通电表示反对，签名者多达1231人。他们还发表“布告各省会启”，提出“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己亥建储纪事本末》，《清议报全编》卷21）其架式与份量已非1895年“公车上书”的实际场面可比。

〔18〕〔19〕［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335—336页。怀特先生还说，必须把1905年“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科举制的废除，“这一变革对于*结构的重要意义与1949年*党人的胜利难分高下”，此论显然还值得斟酌。

〔20〕〔21〕《奏定学堂章程》。

〔22〕居正《梅川日记》。

〔23〕梁启超《敬告当道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32页。

〔24〕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3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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