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体制改革的结局与影响尤其值得注意。“新政”期间的教育体制改革使中国近代教育在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非同小可的一步，但它也未必有利于维护清皇朝的专制统治。

从社会变革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1905年废除科举制的决定无疑是革命性的”，这不仅“因为它体现出中国不加批判地就从经典标准转到了外国标准”〔18〕，而且因为它加剧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与转型，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教育改革本身。但对于一个百孔千疮的清皇朝来说，用迅速扩大留学生派遣规模与普设新式学堂的办法来填补因科举制的废除所出现的传统教育体系的空白面，这未必是一种好事。因此，L·T·怀特的分析显得更加深刻：“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2000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要基。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到的那引进后果来得严重，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19〕

固然，清皇朝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仍以忠君和尊孔为先，强调“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还规定学生每日读经的时数与字数，学堂仍设君主牌位与孔丘牌位，而问题在于，既然要求“中学堂以上各堂必勤习洋文”，既然要求“参考西国*法律宜看全文”，承认“外国之所以富强者，良由于事事皆有*法律也”，既然要求“各种科学同时并讲”〔20〕，既然对中外差距耳闻目睹，怀抱切肤之痛的留学生纷纷归国，那么，对于那些易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青年学生来说，所谓“不准予闻不干己事；不准干预国家*及本学堂事务；不准离经叛道，妄发狂言怪论，以及著书妄谈，刊布报章；不准充报馆主笔及访事人；不准私自购稗官小说谬报逆书；不准联盟纠众，立会演说及潜赴他人党会”〔21〕等条规，只能吓唬那些地处偏僻，风气未开之区的青年学生。即使是在参与制订上述*的张之洞身边，他所自鸣得意的武昌两湖书院和文普通学堂就曾是培养第一流的反清革命家黄兴和宋教仁的摇篮。黄兴还是由湖北当局选派留学日本的。宋教仁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求学期间，就读完了被称作“鄂省学堂……人人秘手一册，递相传播，皆欲奋起”的反清读物《革命军》、《猛回头》和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