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敬:《退庐疏稿》,第3卷,第3页。)据此,如果要说“新政”是对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农本”思想的一个巨大冲击,那就只能理解为:农业凋蔽,农村两极分化加剧,农民负担加重,以致激起不少反新政的斗争。
农业如此,民族工商业是否因新政而得到顺利发展?1903年9月,清廷成立商部,由载振任尚书,张謇为头等顾问,颁布了《奖励公司章程》、《试办银行章程》、《商会简明章程》等。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使民族资产阶级获得了一些发展的客观条件。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当时的清王朝已成为洋人朝廷,而倡行新政的目的是“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没有争取得到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完整、海关等主要经济命脉部门受制于外人,列强得以利用民族资本经营上的困难,吞并商办企业。这类史实是屡见不鲜的。二十世纪初,上海的兴泰、大纯等几家中国纺纱厂先后被外资吞并,其他如缫丝、水泥、电灯、印刷、矿冶等企业,也有不少被外资吞并或霸占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8页,表24。)民族资本投资的重点棉纱部门均不足与外商相抗衡,如1903年洋纱竟占88.69%,由比可见一斑。其他的轻工业部门更不消说了。
同时,民族资本还仍受到本国封建主义的严重摧残。如“洋煤出口无税,进口中国口岸,每吨止完税五分……中国土法所挖之煤,每吨税三钱,机器所挖之煤,每吨税一钱,所过厘卡,仍须照纳,……所以缴费多而价值贵,不敌洋产之廉也。”(郑观应:《开矿上》,《盛世危言》,第八卷,第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