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就以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状况而论，1901—04年间，共建新厂52家，资本总额1．147万元。1905—08年间，共新建厂220家，资本总额7，319万元，前四年正是新政大力推行阶段，为何增长得如此缓慢？后四年正是同盟会建立，反清廷的新政与仿行立宪的革命运动蓬勃高涨，加之抵制美货等带有反帝性质的爱国运动展开，因而新增厂子数较前一段多出4倍，新增资金较前一段多出6倍。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壮大主要是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而迅速增长，而不是反动政府的“新政”和“仿行立宪”从中起了促成的主导作用。再以民国创建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民族资本主义出现“昙花一现”的黄金时代。决不能说是北洋政府推行了什么“新政”，在其中起了主导的促进作用，而只能归结为辛亥革命的影响与特定的国际环境起了促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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