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起义和接着由同盟会总部直接领导的六次起义，其发动对象主要是会党。而到新军逐渐编练成镇时，革命党人的活动也逐渐转向新军。１９０８年秋夏之交，孙中山和胡汉民总结过去武装斗争之经验时，胡汉民提出：应从运动会党转为全力运动清朝正规军队。孙中山赞同胡汉民的主张，并认为：“今后军队必然继起，吾人对于革命之一切失败，皆一切成功之种子也。”还同时议定：运动军队时“宜加注意连排长以下”。［④ｅ］运动新军的有利条件主要有四点：一是集中；二是有些官兵有一定的文化，较易接受新思想；三是有些军官是留学生，部分人已加入同盟会；四是近代化装备，比较有战斗力。从此，各省革命党人，大多都重视在新军中的工作。以后革命派发动的武装起义，新军起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１９０５年以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活动和以前相比，有了十分突出的变化。这时，不仅在组织形式上，由革命小团体发展为全国性的革命政党；而且，革命队伍也在迅速扩大；并在思想战线和军事战线上，展开了轰轰烈烈地斗争，斗争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一切，都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日趋成熟，民主革命运动已经逐步走向高潮。所以如此，除了革命派的努力外，也同清末新政的深入开展有关：在经济上，１９０６～１９０８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更快，这使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更为雄厚了。在文教事业上，此时的国内办学和派遣留学生同步增长，这使得民主革命运动的群众基础更为雄厚了。在军事上，当时各省新军不断出现，使革命派增加一块新的宣传革命发动武装起义的阵地。
在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的同时，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立宪派，也进行了自己的努力。他们在收回利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之后，他们又在立宪请愿运动与保路运动中起了应有的作用，立宪派和革命派一样，都是当时的爱国者。
当清朝在清末新政中发布“预备仿行宪政”谕令后，立宪派更显得十分活跃。在国外，康有为把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梁启超成立了“政闻社”。他们真心实意的欢迎，并准备回国去做宪政大臣。但是，康梁的苦心，没有被清政府所赏识，反命地方官镇压政闻社，这是康梁等国外立宪派的可悲下场。在国内，以张謇等为首的立宪派，组成各种立宪团体，成为清末立宪请愿运动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在各省谘议局成立后，为了速开国会实行宪政，张謇就联合全国十六省谘议局，成立了“全国请愿同志会”，并于１９１０年在北京发动了三次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国内立宪派的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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