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设立各级各类学校，并对办学不力者下诏斥责。同时，改革科举，取消八股取士，这有利于办学。１９０３年前后，各省出现了一些新式学堂，张之洞、袁世凯等，还提出了逐步废除科举制度的建议，也促使新式学堂不断发展。新政初年的办学活动，为选派留学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当时，清朝政府也注意到了派遣留学生。１９０１年９月，清政府谕令各省：“务择心术端正，文理明通之士”，出国“学习一切专门艺学，认真肄业，实力讲求”。同时清政府也号召自费出国学习，指出：“如有自备资斧出洋游学者，著由各该省督抚，咨明该出使大臣，随时照料”，并且“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②ｂ］１９０２年，又谕令宗人府、八旗都统，选派宗室和八旗子弟出洋学习。因此，２０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迅速增加：１９００年的留日学生仅有１００余人，到了１９０３年，竟达１０００多人。留日学生的大量增加，为孙中山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二，社会存在的改变，是留学生产生民主革命思想的决定性因素。当时，官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绝大部分都是求知若渴的有志青年，也都是爱国者。鲁迅先生在谈到留学生到日本后的情况时，曾这样写道：“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学校之外，就是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③ｂ］。清朝政府派遣留学生，是有条件的：一是*条件，即“心术端正”，就是必须忠于清朝；二是文化条件，即“文理明通”。学生出国前，都进行了认真审察。然而，出洋后的青年学生，经过自己认真地学习与思考，他们的“心术”就起变化了。他们“见到外国的强盛和中国的积弱不振，两相对照，更感到目怵心惊”［④ｂ］，这就使得“革命之思潮，遂蓬勃而不可复遏矣。［⑤ｂ］他们接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才更加体会到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的反动性；他们理解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才更加认识到中国封建专制*的腐朽性。因此，他们的革命思想也就油然而生了。例如黄兴、陈天华、邹容、宋教仁、秋瑾等许多重要革命者，都是在出洋后产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第三，庚子勤王之役的失败，使一些资产阶级维新志士抛弃了改良的幻想，投身于民主革命的宣传中去，并起到了应有的作用。１９００年的勤王之役，是维新派唐才常领导的。但是，他又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参加勤王活动的留日学生就比较多。当时，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不过百余人，回国从事勤王活动者就有２０多人。由于当时唐才常等组织的“国会”宗旨自相矛盾，使当时还属于维新派的章太炎开始醒悟过来，他在唐才常组织的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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