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是以海战为中心的中日军事大对抗，中国方面的枢纽人物自当首推李鸿章。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者。早在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就与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分头设局办厂，制造船舰，催生“中国海军萌芽”（池仲祐：《海军大事记》，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第8册。）。70年代，李、沈同受光绪帝之命，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1879年冬，沈氏去世。从80年代初开始，“海军之规划遂专属于李鸿章，乃设水师营务处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池仲祐：《海军大事记》，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第8册。）。当时他的目标很明确：“日本国小民贫，虚骄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49页。）1888年，拥有25艘舰艇的北洋舰队正式成军，从而为90年代中国应对日本海军的进犯和挑战，提供了物质性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没有李鸿章，恐怕也就没有甲午海战。

甲午之役，中国彻底失败了。总结这场战争的教训，言人人殊，而大致有一点“共识”，即归咎于李鸿章“避战求和”、“保船制敌”的消极防御战略。检视李鸿章在甲午期间的战争部署，诸如“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存坚船为妥”（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265页。）；“海上交锋，恐非胜算”，“不得不求保船制敌之方”，“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苛责”（《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78卷，第52～53页。）；“大队必不远出，有警则兵船全出口迎剿”（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269页。）；陆军“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海军“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李鸿章：《寄威海丁提督戴道刘镇张镇》，《中日战争》第4册第316页。）等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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