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应当看到，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评价洋务派的军事方略，要充分注意实际运作与心中谋划的分别。李鸿章指挥甲午战争屡屡失误，节节失利，迅速陷入被群起弹劾、唾骂的灸烤阵围之中。这一阵围“由政府扬其焰，而后进之士闻声和之”（吴汝纶：《答潘藜阁》，《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第1卷，第148页。）。所谓政府，指帝党首领人物；所谓后进之士，则指一般的“后清流”人物。帝党、后清流一意主战，要求撤换将帅，“将不易，帅不易，何论其他！”（翁同和：《翁松禅致张啬庵手书》，第9～10页。）他们饬令湘系巨头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结果，“刘坤一驻山海关，一日伪言倭兵至，坤一惧而三徙，其怯谬如此。举国望湘军若岁，至是乃知其不足恃。”（文廷式：《闻尘偶记》。）放言议政不同于躬身行政，于此可见一斑。李鸿章称清流中人“皆鲠直敢言，雅负时望，然阅历太少，自命太高。局外执人长短，与局中任事者不同”（薛福成：《庸庵文别集》第4卷，第150页。），虽然说的是前清流“四谏”，且有护短之意，但局外、局内之别确也不能轻忽。1894年朝鲜战场偾事，康有为写了一篇《攻日策》，开头宣称“凡事制于人者弱，能制人者强。故必能战而后能和，能攻人而后能自保。”中间指陈“攻日本之势，当知其地形险。”末尾断言“舍攻敌，无良策也。攻敌以铁舰；铁舰不足，以帆船；帆船不足，以渔船。中国之力不足，则假之以外国。外国若守局外而不肯助，则以海关贷数千万金以饵之，或割无用之地以予之。投骨于地，则众狗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