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海防建设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而1891年以后,尤其是甲午战争中,李鸿章却奉行“保船制敌”的守势防御的战略方针。
李鸿章的战略思想何以会发生两次转变,择其显著者言之,从消极防御转为积极防御的契机有三:一是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对李鸿章的刺激,使他加重了海防建设的紧迫感,一是中法马江战役失败后,清政府对海军问题的关注和支持,使他改善了经营海防的条件;三是1888年北洋舰队的吨位和速度比较先进,堪称是远东第一流的海军装备,使他提高了胜利反击海上侵略者的信心。而后来又从攻势防御战略折回守势防御战略,其缘起除开上文已经涉及的,约略还有三端。一则囿于保实力以自固的政客意识。二则受到洗汰未尽的消极防御思想基因的牵制。李既然想挟兵权以自重,便唯恐实力削弱。在他倡言积极防御的时期,其实顾忌甚多,常常流露出守势防御、羽翼自珍的心态。1879~1891年间,他在章奏函牍中多次说到建立强大的海军未必为了穷兵海外、跨洋远征,而是要造成对敌人的威慑作用,以消弭外侮。幻想海防奠基于威慑之力而不是实战之功,仍属“避战求和”的幽灵在作怪。三则怵惕于清政府在对日海军竞赛中终于落了下风。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原本领先于日本。但从1889年开始,北洋舰队未购一艘巨舰,未添一门大炮,海军装备长期得不到更新;而日本平均每年添置2艘军舰,特别是1891~1894三年间添置了2000—4000吨级的铁甲舰和巡洋舰各三艘,速射炮百余尊。此时日本舰队的总吨位、航速、火力配备都已大大超过北洋舰队。对此李“时深悚惧”而又无奈其何,只是徒然慨叹:“北洋全系海面,海军规模虽云粗具,而就现有船舰而论,拟之西国全军之式,亦仅可云半支。”(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传》第213页,人民出版社,1991。)这半支海军,“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复奏海军统将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78卷,第53页。)。于是,守势防御战略有了绝好的借口。
复次,应当看到,李鸿章的防御战略虽前后有变,却都从属于他办洋务事业的总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即“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复王壬秋山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9卷,第43页。)。在国防问题上,“变法”主要指编练新式海军,“和戎”则是以外交斡旋为主,以军事威慑为辅。为什么一定要“和”?照他的说法,“若外洋本为敌国,专以兵力强弱决胜负,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战胜,必终败。”(《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第11~12页,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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