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投利于众，则英俄德法并起而攻之。我斗诸国而内谋自强，而后中国可自保，高丽可以救。”（《康有为全集》第2卷，第33～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侃侃道来，志慨轩昂，句里行间不乏犀敏之识，却极少可操作性，倘若真让康氏组织实施，难免动辄受制，窘境环生，其结果将令主事者啼笑皆非。言政、议政不同于秉政、行政，它们各有其用，可以相辅相成而不可越俎代庖，其理至明，史家亦当褒其长而揭其短，不必逞意气之论。
甲午战争暴露出洋务运动的许多重大缺陷，老模式难乎为继。李鸿章思想上有所反省，曾对自己的幕宾子弟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又“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终至“真相破露，不可收拾”（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4卷。）；坦率承认“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义事，吾欲为之，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孙宝瑄：《日益斋日记》。）。行动上也有所更张，百日维新期间，对康梁党人常予回护，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他们练兵整军、振兴工商、废除八股、设立大学堂等改革举措。在另一位洋务首领张之洞身上，也有若干类似的变化。所以梁启超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由此观之，甲午之役，败中犹有未败者在，称其为洋务运动（同治维新）转向戊戍变法（光绪维新）的桥梁，也未必于史无徵。
（资料来源：《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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