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时代、民族的大背景来看，19世纪是中国边疆冲突史的大转型时期。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中华帝国的主要敌手，不再是长城以外大漠以北的社会经济比中原落后得多的游牧民族的铁马金戈，而是由南方漫长海岸线蜂涌而上的经济技术比中国发达得多的异邦人的坚船利炮。对付这些新敌手，中国政府毫无经验可恃，毫无成例可循，满朝文武纷纷扰扰，茫然不知所措。在此“一国生事，诸国构煽”，“数千年未有之奇局”的面前，李鸿章战术乃至战略上的闇昧和误导，我们虽不能曲宥其咎，却也不宜独责一家，而完全无视中国那个时代的整体军事决策水平。

其次，中国虽然兼有内陆和沿海双重特征，但自古以来它的国家安全机制或者说反侵略机制，则一直建立在陆上“塞防”的基础上。进入19世纪，海防问题日渐突出，日渐压过塞防问题，而海防战略本身仍不免受到传统的塞防经验的浸染，产生分兵把守口岸的消极防御意识。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提出英军“乘风破浪，是其长技”，应当“不与之接仗”，而“以守为战，以逸待劳”（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8卷第219、242、278页。）；魏源则明确提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魏源：《海国图志》第1卷《议守》。）。李鸿章“自守口岸”主张，即承接林、魏而来，并付诸实施，予以发展。如，强调重点设防。中国海岸线漫长，势不能处处分兵把口，而只能择“紧要之处”，“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师门户”，最为重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仅为其次。他处有失而此二处能守，“于大局尚无甚碍”（《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4卷第16～17页。）。如，强调纵深设防。谋求“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议复梅启照条陈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39卷第34页。），即由滨海向外扩展，形成“重门叠户之势”，使作为京师门户的津沽自身得以“隐然在堂奥之中”（《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52卷第29页。）。为此，他不惜重金，花费12年时间（1880—1891）创设了旅顺、威海卫（原拟在烟台）两大海军基地，构建出一幅比较强大的京畿地区的钳型防御网络。如，强调立体设防。标举“自来设防之法，必须水陆相依，船舰与陆军实为表里”（《复奏停购船械裁减勇营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72卷第37页。）。必须兼顾海陆两方面的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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