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变节后，章太炎心存悔意，曾致信刘师培，劝其回心转意。信中有言：“申叔足下：与君学术素同，盖乃千载一遇，中以小衅，翦为仇雠，……铤而走险，非独君之过也”，并解释以往“勤攻君过”并非出于“雍蔽之志”^{[8]（P157）}。蔡元培也指出：刘师培“与炳麟龃龉，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2](《刘君申叔事略》)}。凡此均说明刘的变节确与他同章太炎的矛盾有关，从太炎的忏悔来看，其应负一定的责任。刘师培变节后，公布了章太炎与张之洞、端方的关系，搞得章太炎十分狼狈，算是报了“睚眦之仇”。附带说明，由于刘师培的变节，章太炎与张之洞、端方的关系即告结束，我们无意求全责备，晚清督抚中出于各种用意与海外立宪派或革命者暗中联系者不乏其人，但大多没有产生什么较大的恶果，因此，对这一问题也不宜夸大。 

可悲的是刘师培的变节不但未能换来功名富贵，而且险些为清王朝殉葬。辛亥革命后刘师培在四川被拘，章太炎此时刚返回祖国，即奔走营救，临时政府总统府、教育部分别致电四川，指令保护。但刘师培自觉无颜再见故旧，故在四川不出，直到1913年方归上海，国粹派人士不念旧恶，奔走往还，刘师培感念世道沧桑，时运不济，尚复何言，于是，“申叔殊感枚叔厚谊，复言归于好”^[9](P447)。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刘师培投入袁世凯阵营，列名筹安会，发表了《国情论》、《告同盟会诸同志》、《君政复古论》等赤裸裸鼓吹复辟的文章，重刊《中国学报》，在创刊号上无耻地署“洪宪元年”，因此深得袁氏赏识，任命其为参政院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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