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学界掀起“史界革命”，批判封建旧史学，倡导资产阶级新史学，对此，章太炎、刘师培均是赞同的。章太炎撰写《尊史》、《征七略》、《哀焚书》、《哀清史》等一组文章，开始构建其史学理论。他认为封建史学缺乏理想，文明史不详，真实性可疑，主张改革史体，扩大史家视野，提高史学理论水平。他认为史学可增长人们的爱国心，培养人民的民族主义，他说：“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8]（P371）。刘师培对此基本上是赞同的，他也注意以历史来培养民族、民主革命的情绪，强调以进化论来指导历史研究，和章太炎不同的是，他强调以史致用。
在史学成就上，章太炎是支离片断的，他曾有一个宏大的规划，拟编《中国通史》100卷，但一直未动手，只留下了《略例》和《目录》，附于《哀清史》之后，从《目录》中可见他的“中国通史”分表、典、记、考纪、别录五部分，分别相当于纪传体正史的表、志、本纪、列传。可见他在史体上也没有突破。另外，因光绪末年在日本发现《南疆逸史》，他又想编《后明史》，最终也未动手。章太炎的史学对后人的影响不外三点：其一，学术史的研究；其二，他做了一些“翻案”的努力，如肯定太平天国；其三，在史法上注意考据、索引、钩沉等。他对典制史较为重视，也写过一些史考。总之，章太炎有过宏大的治史计划，并主张变更史体，强调论史要客观，不妄论古人是非，但实际上均未做到。
比较而言，刘师培倒是留下了一些史学作品，光绪三十一至三十二年（1905~1906），他撰写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由国学保存会出版，讲上古史事，断限到西周，是书晚于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影响也不及该书，但它首次研究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另外，他以经书作史料，强调重视考古材料，都是很有价值的。与章太炎不同，他能尽量吸收史学界的新成果，如进化史观、地理环境决定论、汉民族西来说等。刘师培也作过史学考证文章，如《秦四十郡考》、《辽史地理考》等。他的《周末学术史序》也堪称是近代学术史研究的推动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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