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洋务运动的破产，对此，严复写道，昔日“蕞尔小国”的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注：《严复集》第7页）促使他在奇耻大辱中进行深刻的反思。他对当局尤为不满，说过，“亮察事势至此，本为发难时所不料，所最痛心者尤在当路诸公束手无策，坐待强寇之所欲为。平壤告溃之后，东三省已成无险可扼之区，祖宗以此蕞尔所胜代成帝业有余，而子孙不能以天下之大庇之，如何！如何！”他失声惊呼，“今诚恐四千余年之文物，声名行将扫地而尽，此惊心动魄之事，不料及吾身亲见之也。”（注：《严复集》第499页）在这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他呼吁，“身为国民，无论在朝在野，生此世运转变之时，必宜从思所以救此社会，使进于明盛，而无陷于阽危，则真今世之中国人，所人人共负之责任，而不可一息自宽者也。”（注：《严复集》第166页）在严复看来，要想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现状，唯有“变今之俗”才能求得生存。“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注：《严复集》第799页）因此，甲午战争促使严复提出变法图强的主张，而当时用以变法图强的武器正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社会等学说，使严复下定决心“致力于译述以警世”，（注：《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83页。）用自己的笔，借以唤起民族意识，敲响救亡的警钟，严复的西学传播事业由此进入实质性阶段。
（四）钟情西学——科举仕途的挫折
严复之所以选择西学作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武器，一方面在于他在中西对比中对西学有深刻的认识，可以籍此作为中国救亡的良药；另一方面在于他对科举仕途的失望。在严复所处的时代，人们视科举取仕为正途，通过科举作为晋身之阶，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否则便沦为平常的人而不受重视。严复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时，是武职正四品的都司身份，而总办必须由文职的候补道才可以充任，因此，严复始终只得以总教习的名义行使总办之责，这对严复刺激较大。无奈之余，他只得凑足银钱，捐得一个“选用知府”的头衔，这才顺当地当上总办。因此，严复曾写信给儿子严璩说：“自惟出身不由科第，所言多不见重。欲搏一第，以与当局周旋，既已入其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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