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古制，譬犹北人不信南方有万石之舟，南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帐也。何者？其去之也愈远，其求之也愈难。是故，唐宋以后，儒者于训诂名物，虽亦有所发明，终不若两汉经师之足据也。……即训诂名物以求义理，而微言大义存其中矣。”这段话精辟地表达了尊经崇汉的治经思想，这也是俞樾主办诂经精舍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此，俞樾在这里强调：“精舍课士之法，及奉汉儒许、郑两先师栗主，皆如文达故事。”（14）值得指出的是，俞樾揭橥“尊经崇汉”，并不是唯汉是从，而是含有“通经致用”的思想。他说：“苟于经史并通，即于体用兼备，……观其断制乎古者不谬，则其设施于今者可知。”（15）可见，道德文章是其培育人才的入手功夫，最终目的则仍在“设施于今”。
俞樾在主诂经精舍讲席的30余年中，谨守阮元成例，不授八股时文，专以经义、辞章课士。他说：“以场屋应举、文诗课士者，则有敷文、崇文、紫阳三书院在，至诂经精舍，则专课经义，即旁及词章，亦多收古体，不涉时趋。余频年执此以定月旦之评，选刻课艺，亦存此意。非敢爱古而薄今，盖精舍体例然也。”（16）到1886年，俞樾回顾诂经精舍重建20年所走过的历程，不无自豪地说：“同治间重建诂经精舍至今二十余年，而余主讲最久，其与诸生朝夕所讲求，尚不背阮文达公创建精舍之初意。”（17）从俞樾所作《自课文》和诂经精舍诸生的课艺看，经学在其教学内容中始终占有绝对大的比例。俞樾前后编辑《诂经精舍集》共5集60卷，收近千篇文章，其中说经之作为40卷，属词章范畴者20卷。不过，词章在最初10年中占的比重较大，成书于1878年的《诂经精舍四集》共16卷，经学和词章各占8卷。此后，经学内容大致稳定在3/4的比例。俞樾为诸生程式而作的《诂经精舍自课文》2卷和《经课续编》8卷，则几乎全部是说经之作。
除治学宗旨和治学内容之外，俞樾在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上亦有与阮元类似之处。阮元强调：“儒者之于经，但求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义疏之例也。”（18）这是阮元的治经思想，但同时也“贯串在其教育思想之中”（19）。从实事求是的思想出发，阮元认为学术研究应“当仁不让于师”，他深恐浙之学者“于先儒指趣”“随声附和，……不敢言是非。”强调：“积疑成断，了然有得于心，以补正前人之阙与误，此学经者所不可废也。”（20）他又认为：“圣贤之道，无非实践。”（21）因此，他治学又把实践放在重要地位。他认为《论语》“学而时习之”中的“习”含有“颂习”、“贯习”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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