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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羊学在俞樾经学思想中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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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09: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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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他是晚清时期“最有声望”[1]（P.5）的经学家。《春在堂全集》是其学术成果的总集，近500卷。他的学术成就主要在校勘、训诂群经、诸子和归纳古文“文例”方面，《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和《古书疑义举例》等是其主要代表作。这几部作品在当时乃至其后的学术界受到很高的评价。在将这几部作品与乾嘉皖派汉学的著名代表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经义述闻》、《读书杂志》和《经传释词》进行比较之后，章太炎指出：“《群经》不如《述闻》谛，《诸子》乃与《杂志》抗衡，及为《古书疑义举例》，……视《经传释词》益恢廓矣！”[2](P.211)梁启超同样认为：《群经平议》“价值仅下《经义述闻》一等”[3](P.252)；又谓《诸子平议》为“最精善之校勘家著作”[3](p.303)；至于《古书疑义举例》，则被他誉为“训诂学之模范的名著”[4](P.57)。不仅如此，俞樾当时在日本、韩国也有着很大的影响，一些日本学者把他看成是中国经学的“殿后之巨镇”[5](卷二十三，P.32)。因此之故，俞樾一直以朴学家驰名。而另一方面，俞樾又较为系统地继承了公羊学思想[6]，公羊学思想隐然成为他治经的指导思想。但由于他在公羊学方面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行世，有关思想多寓于名物训诂之中，或零星地散见于一些论说文字中，因此，虽然有学者注意到俞樾治《春秋》“颇右《公羊》”[2](P.211)，而人们对俞樾的公羊思想以及这一思想在他的经学体系中的地位却缺乏基本的认识，有的学者甚且认为俞樾治经仅“涉《公羊》之微言大义”，“尚不及三科九旨，更无论大一统。”[7](P.512)傅斯年先生虽将俞樾从“主义”上归到公羊家队伍中，却又没有作具体的阐释。那么，俞樾如何以公羊思想治《春秋》经传？他把《春秋》经传放在一种什么地位？公羊思想又如何影响到他对《春秋》之外的其他各经的训释？本文拟从以上三个方面探讨公羊学在俞樾的经学思想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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