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认为“夏尚黑，以元牡祀天；殷尚白，以白牡祀天；……周尚赤，宜用骍牡祀天。” [10]（卷二，P.1）此即公羊三统之说。他又谓“孟子深于《春秋》”，认为《孟子》中所谓“《春秋》天子之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之言，“皆深得《春秋》之意。” [13]（《湖楼笔谈》卷一，P.5）俞樾又运用“托王於鲁”之义释《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一文，他说：“《春秋》以昭、定、哀为所见之世，定哀之间文致太平，见王者治定，适当周兴五百年之后，自是以后，又二百余年。是天意固以孔子作《春秋》为周兴五百年后之王者，而孟子生孔子之后，其即二百五十年应运而生之名世者乎！” [9](卷十六，P.4 -5)又用“三统说”释《离娄》篇“周公思兼三王以旋四事”云：“三王者，三代之王也，四事者，四帝之事也。” [9](卷十六，P.5)公羊说本言“三王”、“五帝”，此何言“四事”而不言“五事”？他因引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加以解释，《三代改制质文》云：“绌三之前曰五帝，迭首一色，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俞樾认为董仲舒之意乃以三王之前为五帝，而五帝第一代最尊不数，故既曰“五而相复”，又曰“四而相复”。
《论语》、《孟子》而外，俞樾又视“六经”为一个整体。他说：“夫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为后世法，皆所以治来世也。”[18]（p.42）由此可见，在他看来，《春秋》以外各经，虽不像《春秋》那样处处体现“微言大义”，却也不离乎圣人制作之意。他又说：“《诗》始《关雎》，终《殷武》，诗岂止此哉！孔子非乐官，不必备也。” [14]（卷二，P.9）又说：“《诗》与《春秋》相表里”，“鲁无《风》而列于《颂》，正《春秋》托王於鲁之义；其有《周颂》、有《商颂》，所谓同时称王者三也；有《商颂》而无《夏颂》，《春秋》绌夏之义也。” [13]（《湖楼笔谈》卷二，P.3-4）他强调：“微言大义传至今者，则往往出於齐人”，因谓“齐诗之学独存异义”，慨叹“毛义孤行，使圣人删诗之举仅同徐陵之编《玉台新咏》，……而制作之微意不可复见矣！” [13]（《湖楼笔谈》卷二，P.4）他又论《诗》、《书》之关系云：“周自成康以降，惟穆王、宣王称盛焉！以《诗》、《书》考之，穆王有《书》而无《诗》，宣王有《诗》而无《书》，《诗》《书》其相表里欤？” [13]（《湖楼笔谈》卷二，P.3）俞樾的这些言论，可归结为一点，即：“六经”是一个统一整体，它们有内在联系，都体现着圣人所以治来世的“微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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