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卫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齐人弑其君商人”，风格大致相同。俞樾又论“西狩获麟”。他认为这里的“西”虽是鲁西，不是西周，然圣人借以寓意；又谓武王十一年伐纣，岁在实沈，哀十四年西狩获麟，其岁亦在实沈。因此，他认为作《春秋》於其终，寄托圣人“将复见文武成康之盛”之意。[8]（《达斋春秋论》，P5）他又强调：麟之出，必俟圣人，必俟圣人在乎位。麟出，预示后世有圣人作，《春秋》以此终，则“欲以黜陟之权归之后王也。” [14]（卷三，P.2-3）有见于《春秋》托事明义之理，俞樾认为：“《春秋》详略之间，各有其义。” [14]（卷三，P.10）他论郑忽、突之争国，认为《春秋》於忽书“郑世子”，於突书“郑伯”，圣人之意，盖当有郑国者忽，终有郑国者突。因叹“《春秋》词简而意明” [14]（卷三，P.10）。他又论《春秋》亡国之君不再见于经之故，如桓五年书州公如曹，其明年来鲁，则不复书州公，谓其有宗庙社稷而不能守，又不能死，“不足复见於经” [14]（卷三，P.10）。诸如此类，皆所谓托事明义者。
俞樾治经，学无常师，不守家法。然而，他既以《春秋》为“天子之事”、“素王之法”，认为《春秋》乃“属辞比事之书” [8]（《达斋春秋论》，P3），“非纪事之史” [10]（卷七，P.3），则于《春秋》一经，不能不严辨家法。他追溯汉代《春秋》研究之源流，以董仲舒为《公羊》家、刘向为《谷梁》家、刘歆为《左传》家。他以《春秋》家法论《春秋》不书晦之例，认为“公、谷之学，大旨不异。《春秋》不书晦，两家之通例。”因引僖二十二年《谷梁传》“日事遇朔曰朔，遇晦不曰晦。”之文，证成十六年之《谷梁传》“日事遇晦曰晦”为后儒误删“不”字所致，遂使谷梁之义同于左氏。俞樾声称，之所以对此一字详加考证，乃经师家法所在，“不可以不正也”。[10]（卷六，P.3）
二
在儒家经典当中，俞樾对《春秋》经及《春秋公羊传》最为推崇，又认为“孔子传《易》”[13]（《湖楼笔谈》卷一，P.5）。对于其他各经，则颇有微词。他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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