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的公羊家法，以阐明《春秋》的“微言大义。”他释隐元年《公羊传》“因其可褒而褒之……渐进也。”之文，引公羊家“七等”之说，依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之义例，认为邾娄仪父本当在书名之等，进而书字，即所谓“渐进也”。若书子，其进太骤，则“非渐进之义”。他又说与鲁隐公盟者虽众，而所以独褒邾娄仪父者，是取其适在书名之等，即所谓“因其可褒而褒之矣。”[12]（ 卷二十三，P.1）《春秋》隐元年书：“郑伯克段于鄢”。论者多以为罪郑伯，俞樾则从“义例”出发，探究《春秋》於郑伯书爵而不名、於太叔段书名而不言弟之故，认为“段不言弟，失弟道也；郑伯书爵，子其能讨也。”他据此指出：《春秋》此经，“明乎有王者作，必先讨其门内之乱，而后可以治天下。”且谓“世儒不达此义，沾沾焉就事以论事，乌足以知此。” [8]（《达斋春秋论》，P1）他又释“僖十有六年”“是月，六鷁退飞过宋都”云：“六鷁退飞过宋都，适当晦日。晦日例所不书，止当书月。”他又认为就一般情况而言，应书“十有六年春正月，六鷁退飞过宋都。”因上有陨石之文，不得系于正月之下，而又无重书正月之理，因变文言“是月”，明其与陨石异日而同月。又引公羊传“仅逮是月”证“是日”为晦日，认为“仅逮是月”系指过此一日即非是月之意。[13](《诂经精舍自课文》卷一，P.3)他又以此例释僖十五年和成十六年书“晦”之意，认为《春秋》例不书晦，此两“晦”字当为晦暝之“晦”，而非晦朔之“晦”。[10]（卷六，P.9）他又释晋景公和楚康王不书葬之由，认为例得书葬，所以不书葬者，乃以鲁襄公为诸侯亲送葬，非礼。[14]（卷三，P.11）又谓“王朝之臣，……自王朝而出奔，自宜书出。”襄十三年，王子瑕奔晋，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皆不书出。“二子为乱，《春秋》盖绝之于周，若曰：非周之臣子也。” [14]（卷三，P.10）以上诸条，皆依《春秋》“义例”，遵循“因例以范事”之原则阐发经义。
俞樾发明圣人“微言”的另一方法是从《春秋》所记之史的内容上探求圣人所托之义。他论文姜之事，认为姜氏之*乱，属国恶之大者，依礼当为其讳，而《春秋》不为之讳，正见“圣人别嫌明微之意” [8]（《达斋春秋论》，P2）。所谓“别嫌明微”，意谓《春秋》详录文姜异日之*行，而于桓三年至七年子同生，姜氏则无一事见於《春秋》，圣人之意，在于表明鲁庄公地位之正。他又论齐人降鄣事。鄣为纪国城邑，纪叔姬率众坚守27年，最后才落入齐国之手。俞樾认为，《春秋》录齐人降鄣事，不仅是“嘉叔姬之节”，且“以劝后世亡国之臣，使知忠义之事可为也。”他还将其与“兴灭继绝之义”联系起来。[8]（《达斋春秋论》，P3）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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