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习”即指行事。他据此指出：“学必兼颂之，行之，其义乃全”（22），从而把实践提到了相当高的地位。至于提倡朴实、反对浮华，此为汉学之基本特色，不必深论。俞樾与诸生论学，其思想观念往往与阮元不谋而合。他在《诂经精舍五集·序》中说：“有场屋中之经解，有著述家之经解。句梳字栉，旁征博引，罗列前人成说，以眩阅者之目，而在己实未始有独得之见，此场屋中之经解也。著述家则不然，每遇一题，必有独得之见，其引前人成说，或数百言，或千余言，要皆以证成吾说，合吾说者，吾从之，不合吾说者，吾辨之、较之，而非徒袭前人之说以为说也。”（23）俞樾对精舍诸生的道德实践和学术实践同样高度重视。1866年，时任苏松太道的应宝时以《龙门书院章程》相示，其中第五条为：“每月朔望，师长西南面立，诸生以次东北面揖，师长答揖。”俞樾认为该条中的师长、弟子之位“未知所据何典”，因详考典籍，证明师长东面、弟子北面较“各据一隅或少胜”（24）。俞樾如此重视师长弟子间的行事是否合乎礼是与他的思想认识分不开的。他曾著《礼理说》一文。文中提出：治天下以礼不以理，乃“无弊之道”。他认为“以理”则“有是非曲直在”，而君臣父子之间是不应论是非曲直的，如果君臣父子之间不遵循礼，而据“理”以论是非曲直，那便是“大乱之道”（25）。可见，俞樾对礼仪的重视，正是贯彻其“通经致用”思想的重要措施。在学术实践方面，俞樾则利用自己兼任杭州书局“总办”的便利条件，尽可能介绍一些学生参与书局的校雠工作。
俞樾课士，以答辩制、研讨制为主。每月朔望之课，必布置课艺，让诸生独立完成，并选其精者编为《诂经精舍文集》。他主诂经讲席期间，编选课艺60卷，收文章近千篇。他又很注意对诸生的正面鼓励，凡课艺优者，列名高等，按等级酌定膏火数目。其教学虽守汉学家法，对诸生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倾向则不加约束。其弟子章太炎在《黄先生传》中比较俞樾和黄以周的教学风格时说：“余少时从本师德清俞君游，亦数谒先生。先师任自然，而先生严。”（26）所谓“任自然”，就是尊重学生的学术见解和学术选择。俞樾的这些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应该说是成功的。而当时一些人则颇以此讥之，谓其“教学至怠”（27）。对此，诂经精舍涌现的大批人才已给出了答案。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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