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杂记》“可以明证济远英勇善战”，主要是指以下的记述：丰岛海战时“军孤势危，其间不能容发，管带方伯谦传令悬白旗，又令司机者轮开快进。按万国公法，海军战败悬白旗者，即示敌人以服输之意，即行停轮，以待敌船查封炮械之后，随遇敌船听敌安置。倭见济远白旗已悬，知已服输，乃令停炮下锚，方欲遇船如法安置，济远后炮忽发，击中倭舰战坪，又连数弹分击三艘均中其要害，比倭舰起锚来追，而济远去已远矣。”于是，作者极口赞之曰：“伟哉，方公！惜哉，方公！中国数十年培养水师人才，仅方公一人耳。”〔19〕对方氏之溢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两军阵前悬挂白旗竟说成是“英勇善战”，那悬挂日本海军旗又是什么？确实早有论者就此大做文章，声称“方伯谦见力不支，悬白旗和日本海军旗诈敌”〔21〕，“挂旗声称投降是假，诈骗痛击敌人是真。”〔13〕对此，笔者曾加以评论道：“照此说来，悬白旗和日本海军旗，似乎也成为方伯谦的‘战绩’之一了。但是，方伯谦本人却矢口否认济远舰悬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由此可见，此事连他自己都讳莫如深的，怎好硬美之曰‘诈敌’呢？兵不厌诈，我们并不一般地否定诈敌，也无意去苛求用悬白旗和日本海军旗的办法诈敌。问题在于方伯谦是否真的想用悬白旗和日本海军旗的办法来诈敌。如果真的是以此诈敌，那为甚么不敢承认？又为甚么在《航海日志》上反说日舰吉野悬龙旗而逃？”〔22〕

　　根据以上所述，可知对《杂记》的材料不能不加考辨地使用。考辨史料，是历史研究过程的起点和基础；不从史料的考辨入手，也就谈不上科学的历史研究。《杂记》的史料价值实在太差，视之为信史，据以为方氏翻案，是容易上当受骗的。

　　　　　　四、思维创造的历史：“西战场”说

　　如果说以上论者的看法不管是否能够成立，还都用材料做依据的话，那么，完全撇开史料而靠臆想发表观点的论者也不是没有。“西战场”说的提出即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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