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禁烟祸、重桑棉、发展经济作物 

　　两次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的战败，鸦片由猖狂*到公开大量输入。清政府对此束手无策，转而采取挖肉补疮的“寓禁于种”政策，这样就促进了罂粟种植的迅速发展。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初期，我国北方的鸦片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以甘肃、陕西、山西为盛产之地，山东、河南也大量种植，给北方地区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如山西省，１８７７年全省耕地面积约５３０万亩，有６０万亩种植罂粟，占１／９强［1］；甘肃之宁夏“宜谷腴地，半已化为妖卉”；陕西省“地尤肥饶”的渭南，也开遍了粉红杂绿的罂粟花。罂粟的耕种既侵占和损害了大量农业劳动力，又加快民间吸食鸦片的人日渐增多。渐渐，劳动者体质大受损害，“怠惰颓靡，毫无朝气”，终至“懒于劳作，荒废农时”［2］。灾歉之时，必然形成严重的饥荒。 

　　罂粟的种植与农作物争土地、争劳力、争肥料和水分，从而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对此，洋务派地方官员要求清廷查禁罂粟种植，并在各自所辖的省区采取坚决措施，制止烟祸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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