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西方农学、改造传统农业，刘张提出了“劝农学”、“劝官绅”、“导乡愚”和“垦荒缓赋税”四项具体措施，建议在京师和各省城分别设立农务大学和农务学校，选拔和培养农业专门人才；鼓励和派遣学生赴日本和欧美农务学堂学习，毕业回国后，视其学业等差，分别奖给官职；各省地方将日本、欧美农学诸书广为刊刻，令各州县结合本地情形，劝谕绅商依法试种，认真总结，届年汇报，“有效者奖，捏报者黜”。每县设“劝农局”，邀集各乡绅董来局讲求。“凡谷果、桑棉、林木、畜牧等事，择其与本地相宜者种之养之，向来不得法者改易之，贫民无力者助之资本”。此外，各省择地兴办试验场，进行作物、肥料、病虫害防治等试验。
其次，他们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机器和农业技术，发展农功，改革中国“仅用人畜之力”的农业生产力状况，从根本上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作物产量，以备水旱不虞之患。郑观应曾著书撰文，建议依照“泰西风车之法，以代人力（灌溉）之劳”。其具体方法是在平旷之区，遇旱则掘深井，以风力汲水，灌溉田畴；遇涝则开水道，以风力戽水，导注江海。”［22］有人还在《申报》上撰文比较中西开河的优劣，指出“西法开河机器，其大者每日可开浚数十里，小者亦十数里、数里不等，其功较中国为尤捷”，而中国开河，“徒役纷聚，畚钟杂陈”，“数十人之功，一日工程仅及里许间或不及里许”［23］。因此呼吁清当局在灾后农具匮乏、人力稀少的情况下购置机器，开河兴利。王韬也有感于北方各省“水旱荒灾，饥黎载道”，提议各督抚于荒废之地，开辟农场，安置游民，利用“西国机器水火二气之功”，“开阡陌、深沟渠、兴水利、资灌溉”，发展粮食生产［24］。虽然这些建议大多较零散、不系统，但是在当时水旱灾害已经严重损害国计民生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还是有较大意义的。
再次，洋务派还主张突破传统单一的小农业，代之发展包括农、林、牧、副、商及手工业等各业在内的大农业模式。近代以来，我国农业衰落而经不起灾害的打击，其中最重要原因之一是农业耕作单一化，农作物主要仅限于五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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