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时期推行的放垦政策有两点促垦内容，一是在给“原业主”认领土地的种种方便情况下，为了防止地主往往在农民垦出土地后即自称“原主”而攫夺农民的垦荒果实，以致“垦农裹足”，影响到荒地的垦辟和清政府的根本利益，因此规定地主认田期限自六年、三年至半年不等，过期不认者应作为无主之地而开放给农民，“官给印照，永为世业”［18］，借以提高农民垦荒耕织的积极性。再就是规定：“不拘本地、外地之人，愿承垦者均准计口授田”［19］。在垦辟之初一年、两年或三年内免其租赋，有些省区又给荒废较重的州县各发三四千金，使买耕牛、种子，以后免息还本。光绪三年，山西省荣河县将省局拨发的种子银４０００两发贷给农民，不取息，又将省局拨发的马１４匹、牛２６０头减价卖给农民开荒垦地［20］。光绪五年，查明山西新荒地达２７０００余顷，为了使其重新得到垦复，规定“无论有主无主荒地均以实在开垦之起，限三年后起征”［21］。洋务派推行积极的垦织政策，对迅速恢复灾区农业生产，效果较明显，并且稳定了灾后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 

　　第三，发展近代新型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以改变农业衰落局面。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一些洋务派官吏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倡导引进和推广西学西法，革除中国传统农业政策中的陈规陋习，以期振兴农业。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刘坤一、张之洞在整顿中法、推行西法的《江楚会奏三折》联合条陈中，提出了欲振兴农务，“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的主张。刘张所说的“农学”，并非中国的传统农学，而是日本和欧美的新式农学。为了有效地引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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