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曰：“自安庆至宿亳千余里，人民失业，田庐荡然……迫切待救”［15］。李鸿章也上书陈述当时人民群众流徙情况。在曾、李等人的推动下，同治元年，北京中枢就有人提出，以后各省州县官吏，“应以招集流亡，垦辟田亩为要务”［16］。光绪三至五年山西特大饥荒以后，“荒田废地无邑无之”，“丁壮转徙他乡，老弱填委沟壑”，农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时任晋省巡抚的曾国荃督饬各级官府在减免赋税的同时，大力招回流民回乡生产，重整家园，规定“一面出示邻境，劝其来耕，如实死亡绝户及寄居他处者，待至今秋后不归，准令本户近支承种，次及远族或支派远近相似辈份，年龄长幼为序，本族无人，方准同甲同村之人；或因同村人少，许外县外府客民领种”［17］。
第二，开辟荒地、奖励耕织。１８６４年，曾国藩率军攻陷天京后，下令各地设置“劝农局”，指出，洋务与垦务互为表里，并强调，就当时“大乱之后”的国情看，“不能不以务农为第一要务”，把垦务摆在洋务之上。当时，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是田赋，不解决长江中下游及北方大片土地的荒芜问题，不仅清政府的财政收入要受到严重影响，而且流民问题也不能解决，社会无以安定，对刚刚萌生的洋务运动势必造成不利。曾国藩正是看到这一关键问题，才强调“务农为第一要务”。洋务大吏的垦务主张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之后，全国各荒废省区也就先后拟定垦荒章程，设置招垦局、劝农局、招耕局和营田局等机构，中央和地方官员也纷纷对土地的招垦方案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同治元年，监察御史曾协均上了《请开皖北屯田疏》折，安徽巡抚唐训方上任后就颁布《安徽省兴办屯垦告示》。同治四年，陕西巡抚刘蓉颁布《营田总局酌定章程》，并仿照劝农局而设立营田局，等等。全国因此垦复大量荒地，因灾荒而废的土地和一些边疆地区逐渐垦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