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失误与不足，希望“今之学者能取其大而弃其小，择其是而违其非，乃可谓善《说文》者矣!”17乾嘉时期，研究《说文》之风甚炽，惠栋著《读说文记》，江永与戴震往复讨论《六书》，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钱大昭著《说文统释》、陈鳣著《说文解字正义》、桂馥著《说文义证》、王筠著《说文释例》与《说文句读》。而后又有朱骏声著《说文通训定声》等等。这一切，应该说与顾炎武对《说文》的研究与重视不无关联。
3．关于金石文字的研究
金石之学在清代也是很发达的学问，至乾嘉时期尤其盛行。顾炎武自青年时代“即好求古人金石之文”，后读书渐广，当阅读宋代欧阳修所撰《集古录》时，“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18，因而对金石之学兴趣更浓。中年以后，顾炎武在南北访学与游历之中，处处留心，广为搜求，更广泛地搜集金石之学方面的资料。而后，他将搜集到的碑文和许多新的发现详加考证，先后编成《金石文字记》、《求古录》、《石经考》诸书。正如全祖望所说：“(炎武)性喜金石之文，到处即搜讨，谓其在汉唐以前者，足与古经相参考，唐以后者，亦足与诸史相证明，盖自欧、赵、洪、王(本文作者按：指宋代金石学名家欧阳修、赵明诚、洪适、王俅等)，未有先生之精者”19。也正如顾炎武在其《金石文字记序》中希望的那样：“望后人之向此好者继我而录之也”，乾嘉时期的著名金石学家王昶、钱大昕、阮元等，沿着顾炎武的这条路去开展金石研究。
此外，顾炎武在历史地理、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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