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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翰林官与甲骨文之发现

时间:2007-3-9 17:10:22  来源:不详
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云:“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而金石学又与考据学密不可分。金石文字之功用在于正经史,顾炎武曾指出金石文两大作用,一是其所记之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二是可“补阙正误”。的确,较之其他史料,金石文字以不易损坏而备受青睐。钱大昕曾云:“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抄板刻,展转失真;独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金石之寿,实大有助于经史焉。”金石古物,千年不损,万年不隳,得以保存本来面目,不似手抄本或刻本,经多次抄刻而渐失其真;另外,因年代久远,所记又多有典籍失载者,价值则更为突兀。阮元认为:“刻石记号者,如今之修史也”;“古者结绳而治,非如后世有漆书竹册,可以藏之柱下也,故必须刻石始可知。”他将刻石认定为修史,以石刻为最早的书写方式,古于漆书,更不必云墨迹。而金石“纵不抵《尚书》百篇,而有过于汲冢者远甚”。阮元将金石文当古书来读,而且是未经篡乱的古书,其考据价值自不待言。

中国古代对金石文字之重视,不始于清,然至清代,因考据学兴起,金石学被发挥到极致。其时,翰林院已成为清代文化学术的中心,鸿儒大师云集于此,金石大师多居其间。如阮元、孙星衍、钱大昕等,皆一时之选。据《清史稿·阮元传》,阮元,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选庶吉士,次年散馆,取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六年(1791)大考翰詹,又取得一等第一。其学识广博,在经史、小学、天算、书法、舆地、金石、校勘等方面均有极高造诣。“身经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又如孙星衍,据《清史稿·孙星衍传》,字渊如,考中乾隆五十二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其于经学、史学、音韵学、训诂学、金石学等皆造诣精深。传世著作有近二十种,包括《金石萃编》等。再如钱大昕,据《清史稿·钱大昕传》,大昕字晓征,一字辛楣,号竹汀。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因献赋获赐举人,官内阁中书。十九年,中进士。复擢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归田三十年,潜心著述课徒,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讲席,出其门下之士多至二千人。晚年自称潜研老人。于正史,杂史而外,兼及舆地,金石,典制,天文,历算以及音韵等。撰《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与阮元同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此辈专务以金石而考证经史,先是尽其所能搜求海内金石文,二是进行考订。并倾其财力,进行收藏。如孙星衍就是金石收藏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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