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这不仅是祖先创造的早期汉字，且将其初步断定为商代后期用来占卜之卜骨，所刻文字是商代的占卜档案记录，即史籍所云之“殷人典册”也。懿荣对甲骨文字之最初判断，其正确性日益被日后研究所证实。其意义重大，举世公认。懿荣知此物价值所在，故而倾其财力，予以收购，北京各药店“败龟版”很快被搜罗殆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有人又从河南收购了龟骨、兽骨一批，运抵京津出售。懿荣得知，立即全部收购，并要商人再去河南“悉数购归”。翌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懿荣投井殉国。为偿父债，所藏甲骨由其子翰甫卖予刘鹗（铁云），共1300余片。此外，鹗又从他处收得300片，刘鹗之子亲往河南收得1000余片，加之自藏者，前后共得5000余片，刘鹗遂成为早期甲骨第一收藏大家。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刘鹗将其甲骨文拓片1058片结集出版，名《铁云藏龟》，为甲骨学史上首部著录，从此，甲骨文由只供少数藏家观赏把玩之古董，正式成为学者研究之资料。
正如胡厚宣先生所云：“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导致了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取得中国考古学震惊中外的成就，其重要性可以同古希腊的特洛伊遗址的发现相媲美，它使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由虚构变为事实。甲骨文的发现将古史料和地下出土物相结合，把中国信史提早了一千多年。”作为学术界公认的揭示甲骨之迷之首功者，翰林王懿荣老前辈颇值得大书特书也。
古语有云：“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而非常之人的出现，又须依托其所处之时代。清代翰林院制度实行二百余年所形成的浓郁的学术氛围和厚重的学术积累，词臣对金石文字的高深造诣与对古代典籍的融会贯通，以及对文物古董之收藏癖好与鉴赏传统，为这一发现创造的良好条件，提供了必要前提。而恰恰在此问题上，未被以往的研究者所重视。今特抒管见，竟不觉冒昧与疏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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