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50年代，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相当发展，广州一口已不能满足东印度公司对华通商的需要。以洪任辉为首的一些洋商，既不满于粤海关的种种不法勒索，又希望前往他们所要购置的大宗产品——生丝、茶叶、南京布等的产地，或距产地较近的口岸进行贸易。因此，他们在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755—1757年）间，频频前往宁波通商。

英船连续来浙，并随带大量武器，引起了清廷的警觉。乾隆帝谕道：“近年奸牙勾串渔利，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士俗均有关系，是以更定章程，视粤稍重，则洋商无所利而不来，以示限制。”[3] 清廷提高浙海关税率，企图寓禁于征。可是，这一举措没有奏效。只好改变办法，明令禁止。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清廷宣布：“此地（宁波）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江海口。”[4] 并命粤海关将这个规定传谕外国商人。

清廷宣布了西洋各国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的规定，英国东印度公司竟置若罔闻。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洪任辉又率船前往宁波。遭到拒绝进港后，他没有按照中国官方的要求将船驶回广东，而是扬帆北上，直奔天津，声称要进京告状。直隶总督方观承迅速奏报，并转呈洪任辉的诉状。乾隆帝立即派人赶往广东查办，严厉处置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等人。

乾隆帝虽然受理了洪任辉的诉状，满足了外商的部分要求，但对洪任辉违反*，远赴天津，投递呈词的行为深为不满，认为是“外借递呈之名，阴为试探之计”，予以处罚。从此，一口通商成为定局。中西贸易严格限制在广州一地。英国等西方商人多次要求到粤海关以外的其它关口贸易，均遭到清政府的回绝。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清廷感到为了防止外夷侵扰，除了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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