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除此之外，还从经济自立、妇女参政等方面来探寻实现男女平等的途径。这也是男女平等思想深入发展的标志。他们认识到，女子受压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自营生计能力。“欲摆脱男子的范围，非自主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30)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31)20世纪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沿着这一思路来寻求妇女的经济独立和解放道路，比戊戌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此外，他们指出，女子参政是世界性潮流，“在今日世界已不可得而避矣”。并尖锐指出，“专制君主国无女权”，欲恢复女权，只能靠奋斗争取，“终不可以向圣贤君主之手乞而得矣”。号召人们绞以脑、卷以舌、达以笔、溅以泪、迸以血、助以剑、“破坏而建设”，实现女子参政，(32)显然，这与维新思想家那种幻想清政府恩赐的朦胧的参政认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主张“家庭革命”。“家庭革命”是辛亥革命时期醒人耳目的口号。他们认为：“*之革命以争国民全体之自由；家庭之革命，以争国民个人之自由”，“欲革国命，先革家命；欲革家命，还请先革一身之命”。(33)他们要求妇女们只有革去“三纲”中的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才能实现家庭民主，才能实现男女平等。这说明当时对婚姻家庭的认识已更加深化。
特点之二，思想涉及面更广。如果说，戊戌时期，倡导男女平等思想主要集中于维新变法的几位“前识者”和几位先进女性身上，那么，辛亥革命时期，这支队伍已经扩展到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群体身上。他们当中既包括国内的有志之士，也包括大批的出国留学生；既包括名扬遐迩的鸿儒硕学，也包括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进步青年。其中赫赫有名者既有维新派巨魁梁启超，也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蔡元培、秋瑾等；既有政府主义者何震、李石曾等，又有进步学者金一、何大谬等。主体的多样化，也决定他们的各自认识在程度上有所差异。比如，在家庭问题上，改良派总是囿于平和缓进的方式，革命派则主张实行“家庭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则更趋激进，提出了“废婚毁家”论。这种复杂性在戊戌时期较少存在。
上述特点，集中地表现辛亥革命时期处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日壮大与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