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朝编纂的《大清会典事例》列举顺治八年大婚纳采礼物中有金茶筒一件，但该书在记载康熙、同治、光绪三朝皇帝大婚纳采礼物时却漏列了金茶筒，比较同治、光绪两朝的《大婚典礼红档》，其中均记载有金银茶筒，在《大婚图》中也可以明确看到绘画的金银茶筒。这种器皿在清初皇室婚姻中也曾出现，如天聪九年（1639年）皇太极的女儿嫁给蒙古察哈尔部额哲亲王时，亲王向皇家所下的聘礼中也有“金茶筒一，金酒海一、金荷花杯一”。[9]不过这种所谓的茶筒，并不是今天人们理解的一般盛装茶叶的茶筒（茶叶盒），我们从《大婚图》画面上得知，文献所谓的茶筒却是“多穆壶”——一种斟奶茶的器皿。多穆壶原是西藏、青海地区藏族盛奶茶或酒的一种银制品，藏语称为“勒木”，内地称为“多穆壶”，这与满族人习惯喝奶茶的生活习俗密切相关，也与它吸收藏文化相关。满族人喝的奶茶是日常饮食中必备的饮品，又称为醴奶酒，也是宴会中必备的饮品。现在故宫博物院还典藏有许多金、银不同质地的多穆壶，是清代宫廷实用器皿的遗存。
纳采礼之后举行纳采宴。如按古礼，本是在女家举行的答谢媒人（即宾）的宴会，宴会后女家还要向媒人致以薄礼“脯”，即“宾即筵，奠于荐左；降筵，北面坐取脯”[10]。明代皇帝大婚，纳采礼之后,“主婚者出大门外，至正、副使前致词云：‘请礼从者’。正、副使复入，酒馔毕，主婚者捧币帛以牢正、副使”[11]。可见，明代皇帝大婚在纳采宴这一礼节上，与士婚礼中的纳采宴并无二致。但这并不符合儒家对礼制的“因袭其当因者，革除其当革者，减损其当损者，增益其当益者”，“礼以义起”的主张，天子大婚不可与士人婚礼等同。所以，清代皇帝大婚的纳采礼，其纳采宴的承办则改变了主宾关系，并不是像一些现代人著述中所说的由皇后父母设宴款待皇帝派出的使者。“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纳采礼成，未时设纳采筵宴。内务府官豫设宴桌，皇上特命内大臣、侍卫、八旗公侯以下，满洲二品、汉二品以上官，宴后父于外堂，后父为宾席。”“筵宴毕，鸿胪寺官引众官诣堂下，望阙序立，听赞，行三跪九叩礼。”[12]这种主宾关系的改变，不仅使纳采宴礼仪本身凸显了等级色彩，而且使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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