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时，而20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并说“夫周秦诸子则犹希腊七贤也”。说什么“西学入华，宿儒瞠目，而考其实际，多与诸子相符”。其实，20世纪初年的国粹主义思潮和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根本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是在弘扬古代民主思想的基础上，创作大量哲学、历史和文艺等作品，涌现了一大批人文主义的思想家、文艺家，如塞万提斯、伊拉斯莫、莎士比亚等等，特别是出现了一大批科学家如哥白尼、伽里略等。他们宣传人文主义思想，冲破了中世纪的封建网罗，并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古代的东西。而国粹派则认为：“吾人今日对于祖国之责任，惟当研究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义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明之声价。”以达到“保我祖宗旧有之声明文物”。力图证明古学是“粹”，什么都好。在整个国粹主义的思潮中，都没有跳出“古学”的范围，当然也不可能产生如同文艺复兴时期可以震荡心灵，更谈不上震荡世界的积极成果。
第三，提倡国学、宣传国粹在于力图证明中国古学优于泰西之学。20世纪初年，西方文化的传播已呈现着强劲的势头，国粹主义者不能正视这个事实，又无法否认这个事实，于是就千方百计论证：欧洲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在中国早已有之。这些人虽然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但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制度，包括社会，都缺乏了解。而常把中国古代的一些*制度附和到资产阶级的*制度之中。如马叙伦在《啸天庐政学通义》一文中，就从古典中搬出“明堂之制”、“询民主法”来和西方的议会制作比较。并且以“借观明代法制”和“考察清代官制”来证明：“明堂之制，其诸与西方议院之模与？”并以中国自古有“君”，来反对西方的总统制，主张“是国不可以废君”。黄节甚至把《国礼》中的所谓“询民”制，说成是“直接民权”。这些思想倾向，不仅美化了古代，实际上又以宣传古代去抵制学习西方的*制度。可知，这些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提倡国粹，思想已在逐步倒退，失去革命的进取精神。例如黄节在《黄史》卷二中谈到西方议会中的“公民必量其租税，而得举代议士权”时则认为，“夫礼立君，必询诸民，由唐虞以达春秋战国，犹有行焉，非一时之美俗”。千方百计从古学中寻找新义，来附会西方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章太炎在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