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和在中国推行民主、共和并不是一回事。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国粹派的态度是比较含糊的，总的来看，反帝的旗帜并不是太鲜明的。虽然，也有如章太炎在《五无论》一文中指责帝国主义列强的所谓“文明之国”，“其屠杀异洲异国异色种人，盖有胜于桀纣”。但是，随后不久，章太炎在《革命约法问答》一文中则说：“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稍轻”。为了反满，对帝国主义“不得不姑示宽容”，理由是“无使清人、白人协以谋我。”对帝国主义认识含糊，是把反满保种放在第一位所决定的。因而，国粹派的爱国主义，从总体上看是狭隘、偏颇的爱国主义。走入20世纪之初，中国处在帝国主义瓜分豆剖之时，帝国主义乃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清王朝是革命的对象，因为它实际上是“洋人的政府”，推翻清王朝就等于挖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反清和反帝是不能分开的。
如上所述，国粹主义的消极因素是明显的，实际上，由资产阶级一部分革命派倡导而产生的国粹思潮，是从革命队伍分裂出去的一股浊流，打的是一面灰色的旗帜，而不是革命、爱国的旗帜。国粹主义思潮对于革命民主思潮，确实是一种倒退，而且使封建毒素沉渣泛起，使社会上一部分守旧的分子、立宪派内部的顽固派也都相率在国粹主义的旗帜下结合起来。1908年3月，立宪党人郑孝胥在《奉赠国学保存会诸君》诗中，就有“汝昌予能和，长歌不厌悲”的句子，对国粹派的赞扬，说明思想基础的一致。在革命派和改良派论战取得基本胜利的时刻产生的国粹思潮，实际上是有助于改良派，而不是有助于革命派。所以，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和赞成革命的人们之中，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改良派的立宪党人，他们对提倡国粹也并不热心。他们嘲笑国粹派在“笃古之余”，往往以“古已有之”，来自欺欺人，嘲笑他们一谈到今天的艺文、学术，便都说“我数千载前所已具”。当时《新世纪》杂志还发表一篇署名“民”的《好古》文章，尖锐地批评国粹派“尊古薄今”，“每受一新理新学，必附会古人，妄用典故，乱引陈语。总之，西人之新理新学，皆吾中国古人所已有者也”。（注：《新世纪》第24期。）从一部分读者对国粹派的不满，也可以看出，国粹派的思想倾向是消极的，是革命队伍里的腐蚀剂。它使革命的反对派乘机而入，瓦解革命者的意志。同时它也使许多革命者消极、倒退。幸而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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