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力图证明唯国粹才能救中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之际，革命派内部分裂出一部分国粹主义者，即复古派，他们对革命事业并不是起了促进的作用。这些人越来越少讲资产阶级革命的前程和理想，越来越不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和理论。他们大嚷大叫，革命应当“讲究旧的道德”，国民当“知旧学”。林懈在《中国白话报》发表的《国民意见书》中就说：“必须详详细细把旧书看得清楚，然后才晓得我这个中国着实可爱的地方”。至于那些宣传西方文化的文章，不过是“义理所没有，考据又空疏，词章更是烂套臭调”。当时有个《夏声》杂志，就认为“善言今者，必征乎古，善趣新者，不忘乎旧。”至于道德，则否认有新旧之分，其基础都是“忠信笃敬。”显然，他们是主张只有旧道德、旧学才是“粹”，那些从西方吸收过来的新思潮：民主、平等的思想和道德，则被他们指责为“弃国粹而用欧化者”，不过是“见快一时”。要扭转这种局面，“仍在国粹而已”。国粹派把旧学无限拔高，中国社会的一切变革、改造，都必须以“旧学”做依据。而今天国家之所以衰败是“新智未启而故典弗彰也”。只要复古只要弘扬“故典”，国家就可以富强了。在革命思潮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刻，国粹思潮的出现，绝不是为革命擂鼓助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革命历史的进程。社会上守旧派的知识分子，莫不为这股思潮的出现拍手叫好。当时就有个叫潘复的知识分子赞扬国粹派反对新潮的业绩：“神州日黯晦，道义久销沉，不有真英杰，何堪支古今。新潮漫大陆，故国发哀音，礼乐先王事，儒生共此心。”当时的儒生旧学根底都很深，这些也正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本钱。自西学东渐以来，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开明派，放弃了“夷夏之辨”的心理影响，而执著于吸收国外进步的、优秀的文化，发展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思潮。而不少守旧派知识分子则是步步为营，反对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争论的本质就是封建制度变不变，封建道德变不变。开初，守旧派用“有伤王化”、“祖宗之法不能变”来作武器，这一派在知识分子之中，在广大农村、城市中都有相当的势力。这种势力，除了阻碍社会历史的总进程之外，同时也影响一部分新派知识分子，使他们在有过一段辉煌之后步步后退。因为人们感到他们倡仪的新思想，正在动摇他们借以安身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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