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关于焚毁圆明园的原因，侵略者自己有明确的自供（详见后论）。 

    “掩盖罪证说”，虽意在揭露和谴责侵略者，但实则既无理论力度，又无可信的史料依据，因而不能击中侵略者的要害。 

    二、“掩盖罪证，同时惩罚清帝说”。持这一观点的同志认为，英军头子额尔金等人为了消赃灭迹，同时为了对清帝加以严厉的责罚，故而决定焚毁圆明园的。这一观点见诸于以下代表作。苑书义、胡思庸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４０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版；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１４９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版；秦德占等主编：《近代中国历程》，第一卷，２２４页，陕西旅游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８月版。 

    持这一观点的同志，虽触及到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实质，但其观点仍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其一，“掩盖罪证说”与“惩罚清帝说”同时并列，而“掩盖罪证说”居于更主要地位，显然仍未完全摆脱“掩盖罪证说”的影响。其二，未能对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原因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揭露（详见后论）。 

    三、“军事行动说”。这一说法虽未明确见诸于我国的史学著述中，但某些史著，甚至史料可见某些蛛丝马迹。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１０日，恭亲王奕訢等人所上奏折称：“该夷（英法联军）已抄至德胜门土城外，暗袭僧格林沁、瑞麟之后，我军不战自溃，败兵纷纷退至圆明园，夷匪亦衔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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