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停战谈判的外交使节和随团采访的《泰晤士报》等记者一行39人”。这些“英法外交官员和记者们，被投入比但丁《神曲》描绘的地狱还要恐怖的大清天牢，经受煎熬，不经炼狱便超生天国，不待说大有人在”。作为英国全权专使的额尔金，“没能保护外交官员、没能保护新闻界著名记者的生命”，“无论为了报复清帝绑架虐*质，还是为了掩饰英军劫掠清帝离宫别院的盗匪行为，额尔金坚持将它（圆明园等）摧毁”，因此，英军焚毁圆明园完全是咸丰帝“心愚而愎，计蠢而毒……玩火自焚……独出下策招致的恶果”。[4](p69-70)
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之处有四。
其一，如何认识和理解清廷虐杀英法外交官、记者、战俘等与国际公法的关系？
其二，英国外交官、记者、战俘等，在清廷刑部大牢是否遭受“比但丁《神曲》描绘的地狱还要恐怖”的虐待？
其三，圆明园被野蛮焚毁，清廷虐杀部分英法人质（其中有些人既非战俘，更非外交官、记者）等给纵火者提供了口实，自然应该给予揭露和批评，但英法侵略者是否更应受到历史的谴责与批评？
其四，英军焚毁圆明园，是否确真因其外交官和著名记者被虐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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