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商务三》，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622页。）。 郑观应举出的这两个例子，其实是晚清时期洋商在上海进行商业欺诈的惯用伎俩。有的洋商则在西方领事和租界当局的支持下创办彩票公司牟取暴利，从1900年3月至1901年3月的一年时间里，洋商在上海租界内设立了10家彩票公司，它们是：广益公司，和济公司，华洋合众公司，瑞成公司，太德山公司，普益公司，同利公司，大成公司，通利公司和广利公司。这些公司都打着“善举”的旗号，为自己脸上贴金，其实，无非是另一种方式的*，当时的报刊曾指出，洋商竞设彩票公司“将使市廛栉比之地，一变而为*争竞之场，将使人人冀非分之获而荒其本”，社会影响极为恶劣。
在名目繁多的商业欺诈案件中，不能不提到1910年由洋商一手炮制的橡皮股票风潮。所谓“橡皮股票”，其实是橡皮公司股票在上海的俗称。大约在1908年秋，有洋商以澳大利亚创设橡胶园为由在上海开设橡皮股份公司，大量招股，同时不少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橡胶园主也到上海来推销股票，洋商们不断在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把橡胶投资吹得天花乱坠，一时市民竞相购买橡皮股票，如痴如狂，沪上钱庄也允许以此作放款抵押，大量收购，并向外商银行拆票以扩大收购股票，于是橡皮股票价格从每股30两银子一路飙升至90多两。1910年7月， 投机商卷款逃离上海，骗局败露，股价一落千丈，承购者倾家荡产，钱庄纷纷倒闭，整个上海金融界立即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市面一片恐慌。度支部电令大清银行携带100万两现银到上海救急， 两江总督张人骏亲自来沪调查，由道台蔡乃煌会同上海商会出面借洋款350万两， 又在庚子赔款项内挪借200余万元，周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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