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罗马公教会和西班牙奥斯汀传教会。随着西方传教士的陆续东来，上海逐渐成为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来自不同修会的外国修女也开始抵达上海，并在上海建立了各自的会院，如拯亡会、献堂会、圣衣会、以及仁爱会、方济各会等女修会均在上海设有圣母院。这些会院建立后，为天主教在上海的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培养中国修女，创办女子学校，设立孤儿院和育婴堂等，成为上海天主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这些正规的机构外，许多在内地传教的天主教修会和外方传教会也都在上海设立了帐房，如遣使会帐房、巴黎外方传教会帐房、拿撒路会帐房、比利时传教会帐房等，这些帐房主要从事房地产等经营活动，目的是为各自的教区增广财源。
在来自不同教会的天主教传教士中，法籍传教士始终占了最大多数。法国一直把传教权利放在对华政策的一个相当突出的位置上，同光年间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就公然宣称：天主教会“是法国在华势力最好的支持”（注：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版，第180页。）。这与英国对华政策恰成鲜明的对比：英、 法“虽同以通商为目的，然英人则商务重于教务，法人则教务重于商务”；“英国人关心的只是通商”，法国人则更看重传教的权利。所谓“自各国立约以来，英重通商，法重传教，所操之术不同”（注：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第1卷，第25页。）。还在1844 年法国使臣拉萼尼与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交涉时，就明确要求清政府保护法国传教士的权益，随后又将此一要求写入《中法黄埔条约》中。该条约第22款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此后，拉萼尼进一步要求耆英上奏道光帝驰禁天主教，并归还雍正年间被封闭的天主堂旧址，这些要求不久都得到道光帝的“恩准”，法国人重获传教自由。法国使臣的努力，极大地鼓舞了国内的天主教会，纷纷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来。上海的法籍侨民不多，但传教士人数却不少，占法籍侨民总数的半数以上。1874年，在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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