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它对美国赴华传教士的宗教文化活动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传教士远涉重洋，赴华传教，固然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并与早期中美贸易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但是，传教士与追逐一己之利的商人毕竟不尽相同。他们来华传教主要是出于对上帝的信念和宗教热忱，目的是使中国全面向“基督”开放，因而始终具有传播福音以使“异教徒”皈依上帝的强烈使命感。然而，要使中国人皈依上帝，除了要以武力为后盾外，还必须具备两个前提：其一是启迪中国民智，让中国人民接触并了解西方基督教文化；其二是要努力博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使他们的宗教文化活动更容易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因此，传教士来华之初，便致力于从文化教育方面入手，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人民介绍和灌输西方文化，为传教活动作准备性工作。但是，肮脏的鸦片贸易与传教士的活动却大相径庭，它不但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侵蚀了中国人民的肌体，而且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普遍反感和愤怒，这对传教士的宗教文化活动显然产生了消极影响。
对于鸦片贸易的消极影响，不少美国赴华商人也有所认识。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说：“我之所以要谴责鸦片贸易，是因为它犹如一座分隔基督教和世界上四亿人民的坚硬壁垒，是那些商品市场的破坏者。没有这些商品市场，西方国家的制造者们就会失却生计。”（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37年1月，第418页。）同孚洋行另一位股东金查理也认为：“由于为了几箱鸦片，完全是一些纯粹的眼前利益，而使我们的国家在此蒙受耻辱，恐怕还遭受损害。”（注：J.高尔德斯坦：《1682至1846年费城对华贸易》(J.Goldstein,Philadelphia and the China Trade,1682-1846)，宾夕法尼严大学，1978年版，第58页。）然而，对于大多数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美国商人来说，他们更为关心的是眼前利益而不是长远利益；是个人的商业利益而不是国家是否蒙受“耻辱”。因此，他们一方面为这项贸易产生的消极影响而忧虑，另一方面却乐此不疲，很少有人与这项肮脏的贸易没有任何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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