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时已敏锐地看到帝国主义的某些特点,例如瓜分世界领土和垄断的必然性,因而认为“今天下莫不忧外患矣”(注: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至于中国如何才能抵挡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提出了崭新的“民族主义”和“国民”的概念,即人民必须由奴才变为新的“国民”,关心民族、国家的兴亡,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提出后,维新派在上述报刊上及时开展了讨论,而就发表的言论来看,都对“门户开放”政策持批评态度。如一位笔名雨尘子的维新派人士指出:各国“qīn@①qīn@①然议瓜分,议势力范围,有*上侵略之意。及庚子之乱,而列国之手段又一变,前之瓜分主义,势力范围主义,一转而为领土保全、门户开放主义矣”。“瓜分云者,势力范围云者,皆*上之侵略,列国互角之手段;保全云者,开放云者,皆经济上之侵略,列国共同之手段也。”(注:雨尘子《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202-203页。)这里表达的意思,是认为列强对中国经济上的侵略较之*上的侵略更为有害,因此“门户开放”并不是对中国的善举。梁启超更是将“门户开放”的保全政策称之为“灭国新法”,是“无形瓜分”。他特别指出:“凡言保全支那者,必继之以开放门户”,其具体办法不出开交通,筑铁路,维持秩序,整顿财政,兴办教育,其结果就是中国的“商权工权政权”“全握于他人之手”,中国实际上沦为外国的殖民地(注:梁启超《灭国新法论》,见(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分册,第574-575页。)。总之,在维新派看来,“门户开放”政策比起瓜分政策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这种“无形瓜分”的政策反而因为它容易麻痹国人,更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因此必须对此加以揭露和批评。
与维新派相比,革命派人士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评论在时间上要晚一些(多数革命派报刊在1902年才开始发行),但他们同样认为,这一政策主张不直接瓜分中国而维持清政府的统治,这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好心,而是利用清政府作为它们的统治工具,因而是更加阴险、巧妙的灭亡中国的办法。
杨度在《游学译编》第一期所写的序言中即认为,“保全、开放”中国乃是“以君吏为之傀儡,而自享其一切之实在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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