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外交由传统的边务体制向夷务体制转变时期，即所谓的五口通商时期，清政府在蒙受了城下之盟的屈辱后，依然昧于世界大势，以为列强旨在通商，攫取厚利，目的达到便会太平无事，因此在对外交往中仍采取惯用的羁縻政策，遇有交涉则专以虚与委蛇、敷衍应付为事。为了“慎持国体”，阻止“夷使”动辄北上进京，１８４４年清政府下令在广州设立五口通商大臣，管理一切对外交涉事务。凡具体交涉事宜则由各地督抚委派专员和幕僚办理，如叶名琛在广州专门设立了“广东夷务总局”，聘用幕僚多人在各地搜集情报信息，办理夷务［①ａ］；在福州和厦门则专立了“招商总局”［②ａ］，由福建布政使会同福州知府和兴泉永道办理。

这一时期洋务幕僚的来源主要是从事中外贸易的商人、通事、买办以及久在沿海地区游幕的幕客。他们参与的工作除正常的中外交往外，还积极参加反侵略斗争的谋略策划，如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幕府中的梁廷＠①、张维屏、梁进德等人；两江总督裕谦幕府中的魏源、陈若木、吴如澄等人［③ａ］。曾任苏松太道的吴煦以游幕起家，早年随父兄在两浙办理钱谷，鸦片战争中曾“办理宁波夷务”［①ｂ］，咸丰初年入江苏巡抚吉尔杭幕中办理文案。１８５８年又充桂良、花沙纳的随员在上海参与同英、法等商订通商税则等事宜。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天津大盐商张锦文被直隶总督谭廷襄聘为幕僚，设立商团、支应局等，办理媚外外交。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洋务幕僚对西方的认识水平和能力还停留在较低层次上，除一般的文书往来、情报搜集和翻译应酬外，主动参与的意识不强，发挥的作用不很明显。

１８６０年１０月，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惨败，列强各国从此登堂入室，纷纷在北京设立使馆，派驻公使。为了适应外国公使驻京以后的外交新形势，清政府被迫于翌年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时在地方设立南、北洋大臣，以“上海南北分理其事，而汇总于京师，以收身使臂、臂使指之效”［②ｂ］。从此晚清外交由夷务体制转为洋务体制，开始了晚清外交的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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