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歧义丛生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应用于近代中国诸课题的研究，最初是西方学者根据西方经验的框架来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种尝试。罗威廉（William T. Rowe）、兰金（Mary B. Rankin）、戴维·斯特朗德（David Strand）等学者从近代中国社会史的诸多个案研究中都发现，清代和民国时期，存在着某些与市民社会相关联（但不是完全相同）的现象，他们将其称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注：William T. Rowe,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1989); Mary　B.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Province,1865—1911( Stanford, 1986) ;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1920s China(Berkeley, 1990).）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关注到这一问题，并借用这一极具启发性的分析范式，提出了一些具有创见性的观点，但也因此引起了较多的争议。本文拟从晚清媒介形态问题入手来剖析近代文化系统的扩张问题，旨在拓展晚清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深度。 

一、“商会—市民社会”研究趋向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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