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媒介的总体形态基本上呈现出类型较多而又相互粘连的特征，大众媒介与辅助媒介交相网织、互为渗透的格局已渐次形成。大众媒介中的报章杂志在清末新政前虽经历了短暂的辉煌（1898年百日维新之前），但因政变很快即遭查封。新政推行之后才逐步演成“黑血革命”的“舆论之母”，其运作、增长的势头为史学界所瞩目。辅助媒介（或称边缘媒介）主要是指清末兴起的学堂生群体和职能性社团等信息传导的中介组织。从清末公共领域的生成机制上看，它们又基本上相当于哈贝马斯关注的“咖啡馆、沙龙、党派”等文化观念和公共舆论的媒介，作为公共文化系统的基本载体，它们实际上是一个个趋新性的舆论圈，由其内部向外围世界传承域内信息，增强界内人士对社会的渗透和影响力度，由此形成晚清公共领域重要的内驱力因素。 

史学界比较注重清末大众传媒的崛起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嬗变的效果，但明确地从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的关联性影响来探讨媒介功能的论著并不多见。的确，我国大众传媒崛起的历史并不长。晚清以降，封建皇权控制社会的力度逐渐松弛下来，西方*、文化和资本的强劲侵入，更使得诸如市场、民族资本、文化民族主义等封建国家的异己力量走到历史的前台，形成了针对千年不衰的封建国家的强大腐蚀性因素。作为“舆论之母”和文化载体的民间传媒，在型塑公共舆论方面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传承导控的职责。 

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展，首先要求营造一种游离于皇权国家之外的“舆论环境”和“对话场所”。按照信息传递的标准来看，晚清社会基本上属于一种“前信息社会”，语义信息流转的速度较慢，信息识别的能力较低，受众文化层次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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