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清政府办理外交，除总理衙门有大臣和章京等专职官员配备外，在地方则主要由各省督、抚自行延聘洋务幕僚办理对外事务。其工作主要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

洋务幕僚的内部职能主要是筹划、参议对外政策方针，指导、协调各地对外交涉事务。由于残存的天朝至尊意识，清政府对在北京与外国人打交道有着本能的反感，尽量把外交事务推到地方去处理。晚清“司洋务枢纽者，内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则南、北洋通商大臣，而总署于重要之案，往往推之南、北洋”［③ｂ］，因此许多中外争端交涉的大政方针都是由南、北洋大臣提出并处理的。尤其是李鸿章“主北洋二十余年”［④ｂ］，晚清后期重大外交皆倚其主持，清政府亦以李鸿章办理卖国外交得以苟延残喘。在李鸿章当政的２０几年中，北洋幕府集中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洋务外交人才，除跟随他多年的刘含芳、薛福成、盛宣怀等外，一些畅晓洋务之士如马建勋、马良、章洪钧、张佩纶、曾涛、徐寿朋、唐廷枢、陈佐衡、薛南溟、杨士骧等以及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马建忠、罗丰禄、伍廷芳等纷纷为李鸿章罗致幕中襄办外交。李鸿章历次办理外交，幕后均有一批得力幕僚为其运筹谋略。如薛福成在北洋幕府十多年，不仅为李鸿章起草重要奏稿、书牍，擘画内政大计，而且“于时局多所斡旋”［⑤ｂ］，在洋务外交方面也表现了出色的才华。１８７６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马嘉理案在北京“＠②＠②相争，百方恫喝”［⑥ｂ］，挑起争端。一直关注事态发展的薛福成为此写了《上李伯相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周密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指出威妥玛旨在要挟获利，不会引起战争，因此应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一方面积极备战，以防英国轻举妄动，一面“将滇案本末布告各国使臣”［⑦ｂ］，以“揭明曲折之理。”［⑧ｂ］这一建议虽未被秉承旨意、急于求和的李鸿章采纳，但因此奏调他随行去烟台与英国谈判，订立《烟台条约》。事隔不久，清政府疑忌李鸿章权势过重，拟让已窃据海关总税务司职位的英国人赫德兼任总海防司，总管全国的水师、海防。时薛福成方服阕回幕，得此消息便上书李鸿章，认为赫德“既总司江海各关税务，利病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若复授为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这样数年之后赫德将“不复如今日之可驭矣”［⑨ｂ］建议李上书总理衙门，晓以利害，“宣告赫德以兵事非可遥制，须令亲赴海滨，专司练兵，其总税务司一职，则别举人代之”［①ｃ］。他分析赫德贪恋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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