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不肯舍此就彼，因此正好打破他的如意算盘。李鸿章据此入告，总理衙门以“专司练兵，开去总税务司一缺之说告赫德。赫德果不愿行，遂罢此议”［②ｃ］。薛福成妙出一计，虎口夺食，不仅防止了主权外溢，而且解除了李鸿章大权旁落的心病。此外薛福成在１８８２年朝鲜事变和１８８３年中法战争中都积极上书建策，主张出兵援朝、援越，抗击侵略，为清政府挽回了外交上的主动权。如前所述，薛福成在外交上的真知灼见建立在他对西方大势洞彻了解的基础之上。曾写成著名的《筹洋刍议》，系统阐述了他对国际局势和中国洋务、边防和外交的看法。撰就后即呈交李鸿章，李鸿章读后击节赞赏，特地将它“上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备采择”［③ｃ］。后来刊刻成书并多次翻印，早期出使人员几乎人手一册，引为办理洋务和外交的指南。又如中法战争之际，李鸿章坐镇北洋，“举凡用人、调兵、筹饷、应敌、交邻诸大政，朝廷皆咨而后行”。当时马建忠和盛宣怀在幕中参与机宜，曾在李鸿章办公的签押房外另辟一室，供他们二人居住，“以应不时之召”。两人因此从中获益非浅，“半载之中，受公陶ｒóｎｇ＠③，平生得力之处，无过于此”［④ｃ］。
批答下级洋务禀牍，协调、指导各地洋务交涉也是幕僚的工作之一。光绪末年，徐抚辰以候补道参山东巡抚衙门幕府，主办洋务文案，凡山东境内“关于牵涉洋人案件，均经披手”［⑤ｃ］。１９８３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专刊《筹笔偶存》即其在山东巡抚衙门主办对外交涉事宜的工作日记。
洋务幕僚的外部职能包括交际和交涉两个方面。交际工作主要为草拟往来文书函告、接待来访和陪同出访、出使等。外交文书包括各种照会、咨札、函告、函电、备忘录等。办理外交往来文书事关国体，是政策性很强、技术性很高的工作，不仅需要有熟练而准确的文字表达功夫，而且需要了解掌握外交礼仪常识，尤其需要熟悉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各种条约、章程，“一国之约，各国利益均沾。故办一国交涉，目光须注于各国全局”，甚至条约须从无字处着眼，“凡条约所未载者一步不可放松，条约有明文者，只可就本文解释，一字不可滑过，一字不可迁就”［⑥ｃ］。总之，只有做到理解准确、灵活运用才能办好外交文书，特别是“交涉文牍，当明白剀切，不卑不亢”［⑦ｃ］，以礼相待，据理力争。光绪年间，会稽人施理卿在南洋大臣幕府任洋务文案，其文笔议论，推堪入微，六通四辟，南洋对外往来文书“大率先生稿也”［⑧ｃ］。前述山东巡抚衙门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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