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泽荣勤奋撰史之用心良苦，张謇对此也理解甚为真切。其《韩国历代小史序》云：“今李氏朝鲜忽焉墟于邻，并其三千二百余年之国社斩矣。金君沧江当其国是抢攘之际，尝一试为史官。度与其志与所学拂戾不能容，而国将不国，乃独懔坚冰且至之，本其生平崇敬孔子之，挈妻子而来中国，以为庶几近孔子而中国居也。既至，不十年，国遂为人摧践以亡。而祖宗邱墓所在，故国禾黍之悲，耿耿不忘于君之心。于是始终李氏朝鲜之事，成《韩史綮》。居数年，以其书合之于前所作《韩国历代小史》为一书，以仿虞书冠尧典之义。甚矣！君之用力勤，而其志可悲也。庄生有言，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嗟乎！此以人而言。言乎国，则謇独以为哀莫大于史亡，而国亡次之。国亡则死此一系耳，史亡不唯死不幸绝之国，将并死此一国后来庶乎有耻之人。金君叙一国三千二百余年事，可观可怨可法可者略备矣。谓以供人观怨而法戒，如是焉差可也。韩之人抱持纶一旅楚三户之志者伙矣。哉！读金君书，其亦有然而思，瞿然而忧，ｊú＠⑤ｊú＠⑤然困而弥厉者乎！”[4]把历史看作国魂之所寄，把史亡看作比国亡更为悲哀，把撰史看作维系民族精神的大业，把史书看作鼓舞民心寻求民族解放的有力武器，这是张謇与金泽荣共具的卓识，而也正是中韩传统文化互相契合之处。

除史书撰辑外，金泽荣还整理、纂辑、出版了若干有关韩国文化的书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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