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约，并未声明将保护舟山之约作为废纸。”（注：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卷1，第12—14页。）这里，薛福成钻了国际公法中新约既成，如旧约未废，则仍然有效的空子，应该说此举甚为高明。此文一出，英国朝野舆论哗然，纷纷要求政府履行旧约，经过总理衙门和英国驻华公使以及薛福成与英国驻宁波领事的不断交涉，英国终于声明“英有保护舟山之约，普陀亦属舟山，如法果往占，英愿助中国驱逐”。（注：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卷1，第16页。 ）薛福成达到了利用外交使定海无险，全力以守镇海的目的。
其次为驱逐法国传教士、商民与公使，鉴于“法人之传教者散布各口，最为隐患，客岁越南之祸，由传教人勾结教民，大肆其毒”（注：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卷2，第4页。），薛福成以“中法既经开仗，教士等若城内外散住，难保无谣言煽惑致百姓含怒寻仇”（注：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卷2，第10页。）为由下令强徒法国传教士、 商民至江北。对中外客轮则严加稽查，规定“凡法国人无论商民教士，止准出口，不准进口，以清间谍”。（注：薛福成：《照会浙海关税务司葛显礼》，《薛福成选集》第229页。）强徒法国传教士、 商民属薛福成直辖范围，办起来相对容易，但要驱逐留华不走的公使巴德诺就费了一番周折，且未获成功。巴德诺当时留居上海的租界，薛福成认为他是在“暗中侦探消息，购募汉奸，办运煤粮，散布谣说，侦我虚实，制我要害”，“窃于古今两国交兵之例，未之前闻”。因此薛福成上书总理衙门大臣阎敬铭，提出南洋大臣督同江海官道“擒巴酋，且待之以礼”为上策；“严行驱逐”为中策；“隐为防范”为下策；“听其久留，肆行无忌”则为无策。按照国际法，驱逐法使是可行的，但拘捕却是不可以的，所以薛福成所谓的“上策”行不通。阎敬铭接到上书后虽“颇善其策”但提出“事关重大，恐妨和局”（注：薛福成：《上阎中堂书》，《薛福成选集》第230、231页。）而未采纳。
最后为阻止洋人“引水”为法舰服务，鸦片战争后《中法黄埔条约》第11款规定“凡人欲当佛兰西引水者，若有三张船主执照，领事官便可着伊为引水，与别国一律办事。”（注：约文见《道光条约》第318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辑第75种，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
<< 上一页 [11] [12] [1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