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统一状态之中，因而在技术、制度、思想和观念上都比较成熟，从而发展为独特的中华文明，成为东南亚文化圈的中心。而周边国家的发展却相对落后，因而便养成了国人的优越意识，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视其他国家为蛮夷。这样就导致了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形成一种以尊临卑的华夷等级秩序，即把中国作为宗主国，把周边的国家视为臣服的附庸，于是便产生了这种独特的宗藩关系。藩属国王尊中国为“上圈”，定期向中国皇帝进贡，接受册封，而作为宗主国的中国有维持受册封王统的地位并为之排难解纷和保持独立的义务。这种东方式的宗藩关系在渊源上是汉帝国内部皇帝与诸候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同“夷狄”关系的投影，而且还结合了儒教的王道思想，以伦理道德为基础，是一种两厢情愿、私下相许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扩大和缩小，完全取决于中华帝国“德化”力量的大小。
１９世纪中叶，作为宗主国的满清帝国被称为“蛮夷”的西方国家所征服，割地赔款求和，其威信扫地，这样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自然而然地开始崩溃，因而也使得中国和四邻属国间的宗藩关系受到严重威胁。此时，清政府的属国正面临被瓜分的危机，法国觊觊越南，日本吞并琉球，并且还对朝鲜虎视眈眈。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因素，朝鲜同中国的关系较其他属国更密切，满清帝国也十分重视它，并给予特殊待遇。１８７５年日本在朝鲜制造了江华岛事件，企图吞并朝鲜，这样引起了清政府对朝鲜问题的高度关注，其目的是为了行使并维持属邦的传统宗主权，以及巩固东北边防的需要。此后，清政府一直以属邦论的观点来处理朝鲜问题，从而在对日外交活动中陷入被动局面，失误频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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