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平定后，清政府照会日本，建议双方“先撤兵后议和”，而日本却狰狞毕露，不断向朝增兵，逼迫清政府接受“先议和兵撤兵”的方案。在双方剑拔驽张的危急形势下，清政府内部有些人开始发生动摇，也主张附和日本提出的“先议和后撤兵”的方案。驻日公使汪凤藻自东京来电，“建议为大局计，不惜迁就”。袁世凯也来电云，“日本欲寻衅，何患无隙，为避免衅自我开，我先撤也无损。”［（１７）］这一切促使清政府改变原定的外交方针，从力争双方共同撤军转为中国先撤军。这个转变使清政府外交活动失去了主动权，而日本政府却掌握了外交主动权，并以此步步紧逼，向清廷提出更多更高的无理要求。 

这时中日两国的军队仍处在对峙状态，中日双方互有猜疑，隔阂很深，这就使通过谈判来撤军的可能性化为泡影。然而日本此时还没有找到表面上适当的借口，不能贸然对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于是日本在清廷同意先撤军的方案之后，又进一步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主张，直接插手干涉朝鲜内政。这样，中日双方胶着的局面被打破，形势也随之陡然发生变化。 

日本“以朝不能自治为词”［（１８）］，要朝鲜国王立即改革内政。清政府提议等中日两国撤兵之后方可改革，然而日本政府坚持立即改革朝鲜内政，强调不到朝鲜日后消除后患时，不能轻易撤兵，企图以此长期侵占朝鲜。清政府照会日本，认为“止可由朝鲜自行厘革，中国尚不干涉内政，日本素认朝鲜自主，尤无干预内政之权。”日本此时急于吞并朝鲜，因而对清廷不惜以武力相胁迫，于是便开动战争机器，准备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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